（接上）  《东游日记》中可见，盛氏在疾病缠身之际，广泛接触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详，谋划设立中央银行等深化改革大计。

    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逝世。

    盛宣怀18日登轮返国，25日抵上海。这次出访对他触动很大，进一步加深了对货币经济的认知。他曾密函一封给立宪派人物，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说到“宣怀生平未尝亲历欧美，仅此次东游一观大略，见该国地狭民贫，所赖以存者，财政办理得法耳……”

    1909年4月（闰二月），宣统元年，盛宣怀上《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一折，附陈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主办等条议。其中对于已由户部开办的大清银行如何强化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提出了系统性的改进建议。

    奏折以为，立宪最重理财，拟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以裕财政。币制欲求划一。非专用圜法不可。欲专用圜法。非确定十进位不可。

    其中奏称：“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医，便道考察厂矿，得唔伊藤博文、松方正义桂太郎及日本银行正副总裁松尾臣善、高桥是清，造币局长长谷川为治等，研求币政。伊藤谓：立宪必先清厘财政，并将明治创立宪法大端告臣。松方谓：财政必先整齐币制，并将明治改良国币办法告臣。及臣往视日本银行，则松尾、高桥语臣以开办银行宗旨。又往视造币局则长谷川语臣以扩充造币。通计大抵日本集各国成法，参酌本国情形，运用新机，汇成币制；其要在银行与币局联络一气，综览全纲，乃如一串散珠有所归束。

    “查日本地狭民贫，而上年国入增至六万一千万金元之巨，海陆军得以毕举，其收效之处，全在理财得其要领。我中国地大物博，而岁入不过一万万，民犹以为困。倘能参酌其理财之法，尽力于农矿工商，不必过于苛刻，富强可立而待。此其千端万绪，非一朝夕所能尽言也。

    “夫齐其末必须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银行，何以备悉商情，操纵国币。从前我国所造龙元，未足抵制墨银，继造铜元，转以加增民困，皆官自为之，与商民隔膜，则不归银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币制亦多制肘，及松方正义，采取德比二国良法，创立日本银行，又复讨求本国利弊，每颁一制，必先调查，各抒所见，择要而行，故能毫无扞格。盖欲使全国通行，永远不改，亦非数行诏令所能强政也。

    “臣东游为时甚暂，然于银行币制两端颇为加意，并携回书籍，研究数月，撮其大要，益觉使民信用，必当有中央操纵之权，方能收四海翕从之效。不揣冒昧，谨以币制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办理条议清单二件，又各督抚臣币制奏议摘要汇录清单一件，恭呈御览。可否仰祈饬下度支部会同政务处、资政院再行筹议，如蒙俯采刍荛，议有端绪，即由度支部暂设调查局知会各衙门、各学会，分递意见书，一面电知督抚，派令各该处商会，公举熟悉商情员董，克期赴局集议，不厌求详，若再延聘东西洋有阅历之财政员各一员，以备顾问，更有实在考证。总期兴利除弊，一定不移，诏令所颁，永无反汗，夫而后币制克日定西新，财政次第推行，非特于立宪大有裨助，即海陆军亦不难筹款举办矣。

    “再，厘财政，固须集诸国所长，尤宜以一国为模范，除此次觅得明治财政全史，在沪设局赶紧翻译，一俟成书，另行进呈外，所有日本币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银行条例定款，造币局规则，以及各国现行金银铜币式样，敬谨装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备查考。臣为整齐币制与推广银行，必须互相为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折详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元年（1909），大清银行鉴于宋、元、明各朝纸币泛滥，致失信用的历史教训，重视充实发行准备的基础工作，规定以九成现银为纸币发行准备。翌年，度支部又规定“大清银行应照发行纸币数目，常时存储五成现银以备兑换，其余亦须有确实之有价证券为准备”。

    这时中国金融业经历从无到有、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而金融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重要因素。（完）

写于201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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