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下的跌宕命途

家族延绵中的百年沉浮

著名导演徐静蕾倾情推荐

陈思进、雪城小玲/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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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文化精英“失落”的年代。在以上海为主要背景的长篇小说《归·去·来》中，王纪翔、忠道、冯庭彦，梅勋少正是那个时期文化精英命运的缩影。王纪翔下放“干校”，忠道开除公职下放街道监督劳动，冯庭彦、梅勋少被关进“提篮桥”监狱。在“失落”的境遇下，“怀旧”的情绪也在滋长。冯庭彦在被平反后，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淮国旧”，他买回了一件抄家时被打碎的大镜子，后来又打算买幅茉莉花的画代替当年的“裸露着后背”的画。虽然镜已碎，画已毁，但是无妨“怀旧”，只是这种怀旧，用学者许纪霖的话说，“却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怀旧”。

《归·去·来》讲述了三个家族在历史变迁中的恩怨纠葛，故事中的人物冲突主要从三条线展开，一是男主人公绍清与女主人公晓倩之间的相识相恋，二是昕毓与苏柯平的婚姻失败，三是苏柯平想认回绍清。小说情节沿着这三条线铺展开来，构成故事的主干，而在这一过程中交叉叙述家族中各个成员的人生际遇，构成故事的枝干。但是如果细心探寻人物情感冲突的历史文化根源以及作者在讲诉家族人物时的侧重，就能感受到其背后的文化精英意识的流变。

就第一条主线来看，绍清与晓倩的爱情离不开舅公忠道和晓倩奶奶佩君的牵线搭桥。舅公忠道按文中所描绘的“他颇有波西米亚人的做派”，学者许纪霖在研究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时指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一种是波西米亚文化”。前者是“规矩人”的文化秩序，后者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晓倩奶奶佩君是买办家的千金，尽管家里有钱，“可是没有政治地位，也就失了身份，还是被上流社会瞧不起”。这里的身份既是指政治身份，也是指文化身份。正是由于身份上的差距，佩君和她的父亲在忠道祖母七十大寿的堂会上被拒之门外。

这看似微小的细节其实暗自影响了故事情节的走向。绍清与晓倩的爱情所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绍清的外婆淑婉。淑婉的丈夫王纪翔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淑婉自身也具备文化人的素养和矜持。文中多次提到她读《收获》《花城》杂志，并且还反复教育绍清“一切身外之物都是浮云，转瞬即逝，只有自己头脑里的知识，是别人拿不走的”，可以看到她具备文化人尊重知识的一面，但更多体现的则是一种布尔乔亚文化，即“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在淑婉身上就是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而这种门当户对强调的更多是文化身份上的而并不是财富和权力上的。正是出于这种观念，她才会极力反对昕毓和没有“绅士风度”的苏柯平交往，她也会对晓倩所在的梨园世家抱有“下九流”的狭隘偏见。

这种文化精英意识还体现在商贾名流梅勋少身上，小说中在描述梅家客厅有这样一段话：“梅家客厅简直就是一个‘自由论坛’的沙龙，这里汇聚了上海文坛的半壁江山之能人。他们来到此地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交流着读书信息，切磋语言艺术。而客厅旁边的餐厅准备间里，佣人们忙碌着不断德端来茶点。”

但这一切好景不长，文化精英意识在社会变革中流散殆尽。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回到了故事的现实背景，冤假错案被平反，高考制度被恢复，绍清顺利考上大学，之后又在梅勋少的帮助下与晓倩出国留学。文化精英似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但是小说中苏轲平这一角色却在提醒着我们一个事实。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少人陷入到欲望的沼泽中，唯恐落后，而忽视了灵魂的文化内蕴。如何唤起社会的人文传统，阻止人的进一步异化，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