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对话学者沈敏特:中国的文化任务一直是启蒙
2017-11-28 20: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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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进注: 长篇小说《归· 去·来 》三部曲故事原形人物之一 沈敏特, 著名学者、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因父亲被打成右派而从机关单位离职,他是80年代叱咤风云的学者,却在90年代初南下办起了出版。几经浮沉,古稀之年的沈敏特再次回归三尺讲坛,重新开始了教学生涯。特转发《凤凰 对他的一次专访,和大家分享。)

  《凤凰 对话学者沈敏特:中国的文化任务一直是启蒙

黑色背带裤,粉色衬衫,80岁高龄的沈教授依旧精神矍铄、英姿焕发,散发着知识分子独有的锋芒与儒雅。

究竟是怎样的人生和学术态度造就了沈敏特在中国知识分子界的文化地位?凤凰江苏独家对话著名学者沈敏特,一窥这位特立独行思考者的精神世界。

《凤凰》对话学者沈敏特:中国的文化任务一直是启蒙

著名学者:沈敏特。

第一次听“反右”大会: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不讲道理

凤凰江苏:您最早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后来去高校当了老师?为什么会选择做老师呢?

沈敏特:195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年我大学毕业,因为成绩还不错,就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到不久,我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当时一到单位报到,人事处说:“最近不能给你们大学生分工作,因为正忙着“反右”,这样,你们先参加反右斗争吧。”

我们就去大演播厅听批判右派,批判谁呢?大诗人邵燕祥。他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业组组长,那个批判的过程刺激到了我,整个的过程,什么叫不讲道理,你们年轻人是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的。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我作为一个右派的儿子,要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生存,极其艰难,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称为要害部门。所以我就很自觉,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换工作,所以总共也就呆了半年左右。

离开时,有个场面很有意思,人事局有一个女处长打电话给我,叫我去谈一谈,我进了办公室,女处长就看着我,足足有几分钟,一句话不说,最后冒出一句:“你这个年轻人太怪了(我当时21岁),人家是削尖脑袋到国家机关,你刚来就想走,我还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我说:“人各有志吧。”“那你想干什么呢?”我说:“到大学去教书。”

凤凰江苏:21岁就去大学教书了?

沈敏特:我上课时候就是21岁,去了就给人上课,因为别人告诉我,北京各个单位都在“反右”,根本没有办法安排人进去,要想进大学,只有进新办的大学,那里缺教师,去了就能上课。他们给我选了三个地方,一个四川,一个广西,一个安徽,我当时家在上海,安徽近一点,我就到安徽,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白专道路”:因祸得福成了安徽省最年轻讲师

凤凰江苏:王达敏有一篇写您的文章,他说“沈敏特,先要将他定格于上个世纪80年代”,说您更多的是行使思想家的职能,而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您自己认同他对您的界定吗?

沈敏特:“家”谈不到,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乱送头衔,完全不讲标准,也许我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成为思想家太远了。

凤凰江苏:但在80年代的时候,用通俗一点的话说您是很冒尖的啊?

沈敏特:也不算冒尖,我讲课有一个特点,从来不按教育部的大纲来讲课。我讲课突出两点,第一:一定要讲自己研究过的东西,绝不搬用别人的知识;第二:讲什么?就讲自己的思维过程,一个问题我自己是怎么思考的,问题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解决了,如果还没解决,存在什么问题,再去讲我自己的思维过程。这大概就是我讲课的特点。我最初是在合肥师范学院讲课,一去,领导给我安排在毕业班,至少五分之三的学生年纪比我大。

凤凰江苏:那您能镇得住他们吗?

沈敏特:说到这个就要吹牛了(笑),当时三个班,有三个青年教师讲同一门课程,讲了一个月以后,其他两个班的学生全都挤到我们班来了。

凤凰江苏:那您树敌了呀?

沈敏特:所以马上给我戴了顶帽子——“白专道路”,就是承认你专业不错,但是思想是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我这个人经常因祸得福,就在60年代初给我戴“白专”帽子的时候,正好,当时的副总理陈毅到合肥师范学院开座谈会。他着重讲了一个事:“我们最近批一些知识分子“白专道路”,这是不对的,首先“专”这是需要的,“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我没看到,所以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首先要落实政策。”结果我从一个助教被提为了讲师,当时我是安徽省最年轻的讲师了。

听到“四人帮”被粉碎:从来不喝酒的我喝昏死了过去

凤凰江苏: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他们都认为那是一个纯粹、激情、诗意的年代,而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又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想象。那您眼中的80年代是怎么样的呢?

沈敏特:80年代初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因为我们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你们作为年轻人,应该想办法去感受感受。没有这种感受恐怕就不了解中国,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给我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真正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但是我还是看得不太透。

“四人帮”粉碎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特别兴奋,我是从来不喝酒的,那天和我朋友两个人喝掉了一瓶白酒,昏死过去10个小时。我记得是一个单人床,我们头靠墙,脚在地上,躺了10个小时,太兴奋了!

紧跟着有很多事都让我们非常振奋,一个最突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思想面貌。

过去毛泽东是真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后来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毛泽东对不对,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对知识分子的鼓舞是最大的,整个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

80年代:从最初的兴奋逐渐变得越来越清醒

凤凰江苏:80年代您自己的生活体验是怎样的?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沈敏特: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几千年搞专制主义,到了毛泽东,更向前“发展”一步,这是史无前例的。

80年代也是一个史无前例,在中国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认为从思想解放的历史来看,80年代超过五四运动。因为它更有实践的内容,而且是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我们很珍惜这个结果。

但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的提出并不代表全国人民的思想就此解放了。这是80年代以后我逐渐看到的。最初以为好日子来了,一切都解决了,后来发现一切都不会马上解决,道路还是很漫长,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延续很长时间。

周有光老先生有一句话很深刻:我们虽然同时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但是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还有一万年之差。这个就是80年代我从最初的兴奋逐渐转变为越来越清醒的原因。因为如今的文化任务还是启蒙,还是鲁迅老先生所讲的:改造国民性。我这代是看不到完成了,你们这一代也看不到。但是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每一代都应该为推进一步做一点贡献。

90年代南下办出版:让孩子唱孩子的歌

凤凰江苏:进入90年代,您作为一个学者、老师,居然南下经商,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沈敏特:我91年把关系放到文联去了,成了专业作家,为什么到文联呢?文联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没人管(笑)。不要做汇报,没有固定的工作指标,作家到哪儿去都可以说是体验生活。

当时我带了一个课题到海南:经济变动与文化变动。到了海南以后,有人请我去当《新世纪》杂志的执行总编,当了一年多,海南省要办一个出版集团,叫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我当时办了一个南方出版社,现在还在。当时去海南的初衷是要研究这个文化课题,但是这两个工作对我研究确实有好处,因为工作促使我必须与各色人等打交道。

我93年,在出版社搞过一个活动,叫“让孩子唱孩子的歌”,当时还请了冰心老人当主任,我们去邀请冰心老人时,楼下贴了四个字:医嘱谢客。但是和她一联系,冰心老人非常愿意接待我们,我记得冰心老人和我握着手讲:“你们干了一件好事情,现在孩子没有自己的歌。”

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少年儿童文化消费成人化,现在更厉害。在西方小孩子上学是游戏,而我们一直是成人化体系。童年的幻想、单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阶段被大人的滥教育给破坏了。

这个活动今天还真应该办,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童年。现在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的文化享受是可以分割的,现在电视机一开,大人小孩全在前面。小孩子唱歌都唱情歌,跳拉丁舞,这对孩子是一个戕害,因为任何事物的生长都有阶段性,速成的没有好东西。

古稀之年回归高校:开设新课程 重视文化研究

凤凰江苏:您是八年前重新回到高校教书的,为什么离开讲台那么多年又回来了呢?
《凤凰》对话学者沈敏特:中国的文化任务一直是启蒙   沈敏特:当时,现在学校的领导说要开一门新的课让我讲,这我就很感兴趣。如果讲以前讲的课,炒冷饭,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这门课“媒介文化评论”到现在做了8年了,在学校里被评为优质示范课程。最近学校准备搞一个工作室,以这门课为主来培养一批精英学生。

之所以开设这门课程,目的是克服传媒教育中的一个倾向,重技术层面,轻文化内涵。当代传媒的主要矛盾就是:技术层面日新月异,文化层面严重滞后。所以我就带着学生们以大众媒介为着眼点,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内涵。

文化在我看来绝不是有个图书馆、剧院、报纸,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现在我们的媒介和最大多数人接触的是电视、网络,这部分恰恰是体现我们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谈中国教育:以“听话”为中心的系统工程

凤凰江苏:做了大半辈子的教师,您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教育的?

沈敏特:中国人过去的教育,我用这么一句话概括:以“听话”为中心的系统工程。在家听父母的话,上课听老师的话,上班听领导的话,全国人民听毛主席的话,“听话”成了思想纲领,成了培养人的目标,也成了评价人的标准,好孩子是听话的孩子,好干部是听话的干部,这么一个民族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只能一代一代退化。

我曾经想搞一个以家长为中心的活动。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工作都要上岗培训,要学历,只有一个工作不培训,就是家长,只要会生孩子就能成为家长。而家庭教育却是三大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生的起点,而这个起点的执教者大部分是没有经过培训的。现在穿得很时尚的年轻人,对孩子讲话还是:“你要听话哦”。我们的人生起点大部分很糟糕。

如今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叫跟随式学习方法,就是追随已有的知识和高度。另一种是超越式的学习方法,学习的目的是要超越现有的知识,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培养两种不同的人。人类的发展应该是按第二种思想方法来培养人,因为人类必须一代超过一代,不超越怎么行呢?

谈学术腐败:不是一两个部门的腐败,而是整个社会溃烂

凤凰江苏:现在屡屡爆出高校教授论文抄袭,或者高校贪污等。您对现在高校的这些学术腐败或者不太正面的事件是如何看待的?

沈敏特:我觉得有句话讲得很好:我们中国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有贪官污吏的问题,仅仅看到这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社会溃烂。在国民党的时候还是有两个部门比较干净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院。现在我们这两个部门也腐败了,所以就社会就溃烂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堂而皇之:腐败的新特征》,过去腐败是要隐蔽的,现在腐败已经堂而皇之了。你看有些核心刊物的广告,“可以替你代笔,可以替你发表,保证你能够轻松地升职称”,这已经成了广告。这个广告明显就是违法的,但它堂而皇之。

现在我们讲人有本事是“我认识谁,谁和我熟”。这些人不是有钱就是有权。他们以此为荣,好像他的能耐就是认识多少人,从来不讲,自己有多少能耐。这就是社会腐败。所以这段时间社科院的所谓“教授”抄袭了,他为什么理直气壮呢?因为他心里想:又不是我一个人抄袭,大家不都在抄吗?所以他理直气壮。

现在任何一个事情不是部门性的,都是社会性的,那么就要提到改革开放。现在中央的“四个全面”我还是赞成的,尽管现在没有做到,但作为目标我觉得是对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但要完成这“四个全面”,绝对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的,你们也不一定能看到,但作为目标是对的。

特别是人心的改革,那不是几代人就能够完成的,有良心的人现在开始做这件事,一步一个脚印。我对人类、民族、社会的希望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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