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各国基于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要想就世界货币改革这样的大事取得共识是非常困难的。

2008年11月13日“欧元之父”蒙代尔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说说：“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

若不尽快改革，本轮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金融秩序任其继续病态发展，美元不断扩大发行、货币稀释不止，世界持有美元总额越来越大，未来调整愈发艰难，势必难免陷入全面性货币大危机。

时至全球化时代，实施区域性货币合作，走全球货币一体化道路的大方向，不难取得一般性共识；但今天究竟能为世界货币体系改革做些什么实事，往往人言言殊。关键在于利益驱动的不同判断和定位。

一个更为公平、公正、健康、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对于所有国家，无疑具有根本的长远的共赢意义；但就短期而言，自有不同的利弊效应。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摆脱金融强权“铸币税特权”和输出赤字、危机的变相掠夺，告别外汇储备压力和汇率变幻的困扰，加大国际金融多边机构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所以弱势国家得益非常明显，却不会失去什么。显然这是支持度最大的群体。主要的阻力，最可能来自拥有本币得以充当世界货币的优越地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金融霸主美国，不容易显现改革现行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动性。

然而，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需要为世局的变化进行心理调整，欢迎有益的政策创意，尝试认识上的飞跃。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会排斥美国的合法利益，而且必定要充分尊重美国的主导作用和参与权利。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于革除货币特权，回归公平竞争，才能根本破解“特里芬悖论”指出的下行沉沦宿命魔咒，彻底治愈致命的经济海洛因毒瘾，凭藉得天独厚的非常优势，重振实体经济在全球竞争中强大实力，继续保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大国地位，发挥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作用。

美国虽然最初表示过反对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但不久就不再反对，甚至表明“我们并不反对创造一个亚洲货币，相反我们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亚洲货币成形。”（2006年06月19日美国副财长蒂姆·亚当斯在东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态）

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发展，将进一步催促美国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对一些改革观点持开放的理性态度。特别是在全球国际储备资产中美元占比一旦出现不可逆转的颓势之时，美国唯有在世界货币体系改革中扮演与其地位相称的历史性角色，才是自身最大利益所在；而非悲观主义者猜测的那样货币危机大爆发，美元归零，霸业陨落，甚至帝国主义战争梦魇重演。

时到机来，世界可以说服美国，美国也能说服自己。

另外，欧盟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美国，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一些领导人强烈希望借机推动改革，纠治“无体系的体系”中美元霸权的痼疾。虽然有人热衷于建立美欧二元主导体系，但欧盟还缺乏同美国争锋的实力，世界上其他部分对于一山二虎的尴尬体制也无热情可言，因此缺乏可行现实意义。

如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能够沿着“替代－多元－制衡”之道，逐步消除一国霸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深重积弊，应该成为满足欧盟摆脱美元主宰夙愿，并符合整个国家大家庭治理长远利益的共同选项；而欧元区的丰富实践经验应能为进一步世界货币体系改革提供无可取代的重要借鉴。

（本章参考文献：《决战世界元》，作者：费穗宇、庞忠甲、沈洋，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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